12月17日，南都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于北京开幕。会上，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劳东燕在人工智能伦理分论坛上提出了对于人脸识别立法规制的观点。
去年，劳东燕曾因一次维权经历引发关注。当时她拒绝小区强制脸的要求，并通过发律师函、向街道工作人员列举人脸识别的种种风险等方式维权，后来小区的门禁改造工作没再继续。这段经历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会上，劳东燕强调立法规制人脸识别的重要性，并对个人隐私及信息安全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人脸识别议题上，人们常常将隐私与安全对立起来，认为需要让渡部分隐私以交换安全。但劳东燕指出，这样的认知是有问题的，个人信息的话题涉及的并非是隐私和安全之间的冲突。
劳东燕指出，公共安全中的公共是由众多的个体所组成，而众多个人信息的泄露与滥用，会严重危及公众的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因此，如果人脸识别技术在缺少法治监管的基础上广泛推广，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公众在牺牲隐私的同时也没有获得安全。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超越个体权益保障的重大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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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与数据技术的急剧发展，社会现在需要重新建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传统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有物理性的隔离，而数据技术摧毁了这样的物理性屏障，从而使得传统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全面崩溃。那么，可否干脆取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呢？劳东燕认为并不可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个人的自主领域完全被公共领域吞并时，身处群体之中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墨守成规与选择服从，缺乏独立思考与创造的能力，这不仅损害民主制度的运行，也会使社会丧失必要的创新能力。因此，劳东燕强调，在网络时代，匿名性是作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界线而存在。也因此，对个体匿名性的保护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它使得个体有可能保留必要的私人领域，也有助于社会保持活力，推动创新发展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法律上对个人信息的认定，采用的是可识别性的标准，即是否可以单独或结合其他信息识别到特定的自然人，而没有采取私密性的标准。这意味着，“保护个人信息的意义，不只是对个体而言，也是社会层面的重要秩序安排，因为它直接关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分。”谈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利益衡量时，她认为，鉴于人脸识别技术蕴含巨大的社会性风险，如果过度追求产业的利益而不顾社会发展的走向，将会因小失大，“相当于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在法律层面上，劳东燕认为，目前的法律法规对人脸信息的收集、保存与使用等环节的规制存在一定的不足。即使是有相关的规定，也常常存在“落实难”的问题。她指出，《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难以提供对人脸信息与其他生物识别信息的有效保护，因为该法对敏感信息的保护主要依赖的仍是知情同意机制，而该机制在现实中并不可行。 “实行知情同意机制的话，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当个体同意了之后，就会对自己的人脸数据失去控制，不管之后数据要怎么使用，都要由个体来承担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她说“这不就等于将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主要放到个人身上吗？”而对企业来说，由于所持有的个人信息经常是数千万甚至数亿的级别，企业在改变个人信息用途时再专门征求所有用户的同意，也是不现实的。此外，劳东燕指出个保法的法律责任条款也存在薄弱之处，难以起到有效救济的效果。如个保法的第六十九条中提出：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损害赔偿责任按照个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此获得的利益确定。然而，她指出，在个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诉讼时，个体可能很难证明具体是谁侵害了自己的权益，以及自己究竟受到了多大的损失，更不要说去证明对方的侵权行为与自己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劳东燕认为，个保法有关敏感信息的规定难以有效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安全，对于这类高度敏感的信息，有进行专项立法的必要性，并采取以公法保护为主的方式。在专项立法的规定中，需要明确数据处理者才应当是个人信息保护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究竟是谁制造了相应的风险？”劳东燕说，“同时，谁是其中的获益方？肯定不可能是个人，而是作为数据处理者的科技企业与监管部门。”此外，从风险预防能力与风险预防效果来看，也应该将“鞭子“打到数据处理者身上。相应地，立法对人脸信息技术的规制重心，应当从知情同意机制转向数据处理者的合规义务体系。
采写：南都见记者胡耕硕
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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